商朝国土面积图片 夏朝、商朝的疆域面积大于西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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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28

夏朝疆域  在我们看到的历史教科书中,几乎全部认为周朝比夏商两疆域扩大了。

如王育民在1990年出版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教科书中说:“统观三代疆域,夏王朝的后期仅有豫、晋、陕三省邻近地域,地甚狭小;商王朝则已扩展到今华北的大部地区;及至周王朝其势力更远及江汉流域,比商代又进一步扩大了。 ”果真如此吗?周期律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一是周期律显示,夏朝属暴治周期段,商朝属强治、弱治周期段,周朝属次强治、次弱治周期段。 之后的秦汉、隋唐、元明三大帝国的疆域分别比两晋、两宋、清朝的疆域要大得多。

二是元朝以前的历史有一个规律。 就是北方游牧民族一般来说只有在强治周期段才臣服中原,到国乱周期段开始自立,次强治周期段形成南北对峙。 究其原因:其一、建国时的基础不同。

暴治周期段的夏、秦、隋、元的发祥地就是大西北。 夏后氏部落祖先原聚居于蒙古高原,后南下山西、河南,禹取代了尧、舜部落联盟的共主地位;秦的祖先原聚居于甘肃、青海、陕西一代,后来占了西周的王畿,建都咸阳;隋的根基是北魏,系蒙古高原的鲜卑族;元的祖先原聚居于蒙古漠北草原。

这个周期段的朝代都是在大西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之后才入主中原的,其本来就拥有在大西北的广大地域,加之入主中原建国,以后向东、南大开发,因而相对而言是大一统的时代,故疆域广大。

强治周期段的商、汉、唐、明建国后,在夏、秦、隋、元的基础上都曾征服北方草原民族,其疆域扩大到大漠以北,因而疆域最大(明略小于元)。 次强治周期段的西周、西晋、北宋、满清0是国乱周期段的诸侯由中层升到上层的,是多政权并立的时期,其西北边疆早已有多个强大的少数民族政权。

建国以后多无力反击,始终没有实现大一统(尽管清朝疆域不算小,但是比元、明时期要小的多),因而相对而言疆域较小。

其二、建国以后开发方向不同。 强治周期段建国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大后都不失时机地对西北地区入侵者进行了反击,开拓西北广大地区,因而疆域广大。

次强治周期段的西周、西晋、北宋建国以后多是被动南迁,没有真正实现“大一统”,因而疆域较小。

依这两个规律性的历史现象推断夏、商时的疆域应比西、东周的疆域(活动范围)要大得多。 第一,商代的疆域考证。 从史书记载看,诗经本是孔子删定的,其中《周颂》多达31篇,很少记述周人开疆扩土之事;《商颂》仅有5篇,然而记述开疆扩土的就达七处之多。 如“洪水茫茫,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

”(《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

”(同上)“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同上)“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 ”(《诗经商颂殷武》)“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主,方命阙后,奄九有。

”(《诗经商颂玄鸟》)“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同上)“维女荆楚,居国南乡。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诗经商颂殷武》)其它文献也有很多商代征伐四方的记载,《尚书胤征》后附亡书序说:“自契至汤八迁。 ”武丁时先后用兵于土方、鬼方、马方、羌方及夷方,并都取得了胜利。

《周易既济》记载:“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周易未济》爻辞:“震用伐鬼方,三年赏于大国。 ”《诗经大雅荡》:“内垒于中国,覃及鬼方。 ”《竹书记年》:“王纪伐西落鬼。 ”  从现代考古成果看,安阳殷墟墓葬中已发现原多突人的头骨化石,证明商人曾与中东、地中海、北极一带的部落发生过战争,多突人的头骨是作为人祭、人殉的战俘出现的,尤其在内蒙古、河套一带发生的争夺战争其重要性不亚于黄帝时的版泉、涿鹿之战。 另外妇好墓中发现了器量玉器,近年来经考古学家研究证明是新疆的和田玉,而且科学家从昆仑山采玉的地方找到了蒙古人的头骨化石,经北京大学用碳十四测定距今达2900多年,与殷商时代正相吻合。

说明商代人的活动地区已联系到新疆西部,而且当时已形成一条玉石之路。

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专家指出:“50年来,在郑州等地已发掘不少早商遗址,确立了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

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丰富了对商文化的认识。

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等遗存的发掘,丰富了对西南和南方商代各国文化的认识,揭示了商王朝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关系。 ”(《夏商周断代工程大功告成》) 史学家李济在殷墟青铜器、陶器、艺术花纹研究上,指出殷商文化与亚洲中部、西部同时的古文明之间的若干类似性,由于忽视了历史的北方,我们民族文化的原始,仍沉没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他举出两个例证,一是从侯家庄帝王陵墓HPKM1001大墓椁顶一种“肥遗”怪兽图案,另一种在木雕残片中发现的母题是一对老虎的图形,都渊于美索不达米亚,称这是“中国在纪元前二千年或更早时期和西方文明接触的最用趣的证据,是从陶器的形制上得到的。

……是一件陶器的盖子……同样的也在杰姆德纳刹和莫汗久达鲁地方发现过。 将商代陶器和近东中东的形制加以比较,可以发现很多甚为相像的例子;但我以为这一个是说明文化接触无可置疑的范例。

在相隔这样遥远而且互异的世界的两端,能独自发生结构如此相似的器盖,是难以想象的。 ”说明至迟在殷商时代,中国与远在两河流域的西方民族间似已有着文化上的接触了。

他又说:“2000年来中国的史学家,上了秦始皇的一个大当,以为中国的文化及民族都是长城以南的事情;这是一个大大的错误,我们应该觉悟了!我们更老的老家—民族的兼文化的—除了中国本土以外,并在满洲、内蒙古、外蒙古以及西伯利亚一带;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列祖列宗栖息坐卧的地方;到了秦始皇筑长城,才把这些地方永远断送给‘异族’了。

因此,现代人读到‘相土烈烈,海外有载’一类的古文,反觉得新鲜,是出乎意料以外的事了。

”李济强调殷商文化是一种多元复合文化,不是单纯的古代中国文化,而是本土、西亚、南亚文化的复合体,见解独特,他把中国文化放在世界文化里而来研究的态度,给人以无穷的启发。